北宋时期，儒家学者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，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的义理，从而建立了以“理”为核心的新儒家体系——理学。理学是一种新式的儒学，是中国儒学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形态，是传统儒学与佛道两教长期论争和融合的产物。由于它从世界观的高度，论证了儒家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，适合重建封建伦理纲常和封建统治的需要，受到宋元明清统治者的大力提倡，被采纳为官方哲学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学的正统。

理学学派众多，以其基本哲学观点来分，主要有以周敦颐、程灏、程颐、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(即“程朱理学”)和以陆九渊、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(即“陆王心学”)。前者认为“理”是永恒的，先于世界而存在的精神实体，世界万物只能由“理”派生。后者提出“心外无物，心外无理”，认为主观意识是派生世界万物的本原。

西汉六年（公元前201年），灌婴立县治于东溪之阳（今贡江镇窑塘），以北有雩山名县，始称雩都，是时为虔州最早设立的三个县之一。境内贡江“上合宁都、会昌诸江，处赣之上流，间于八闽三楚百粤之冲”，建县时所辖地域含今宁都、石城、瑞金、会昌、安远和寻乌诸县，素有“六县之母”和“东南之一要区”之称。宋明时期，雩都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、便利的水运交通和历史的机缘，受理学的影响非常之深，对客家人性格、思维模式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。现选取理学先祖周敦颐在雩都的活动和几位“小雩都”地域内（现于都县辖区内）历史上的几理学名家及现健在哲学名家蔡仁厚先生之情况于后，以飨读者。

圣殿先贤周敦颐

周敦颐一生为仕31年，在江西达23年之久，且四次进入江西任职，与江西有不解之缘。庆历元年（1041年）初仕分宁（今修水县）主簿，熙宁四年（1071）八月知南康（今星子县）知军，最后卜居庐山之麓。周敦颐不仅为官“政事精绝，宦业过人”，而且热衷讲学授道。

嘉祐八年（1063）正月，时任赣州通判的周敦颐巡辖诸县，初七日行县来到雩都，在前任雩都知县钱建侯（钱拓）、时任知县沈希颜、雩都处士王鸿的陪同下游览罗田岩并讲学论道。在罗田岩游览时，周敦颐赋诗一首：“闻有山岩即去寻，亦跻云外入松阴。虽然未是洞中境，且异人间名利心。”同王鸿相谈先天之学，大相契合，相互赠诗。王鸿诗云：“临别溪头承诲嘱，此心当为圣贤求。”周敦颐还亲手在罗田岩种植园柏四株。

沈希颜和王鸿两人都非常敬重周敦颐，对其崇拜敬仰之致。送走周敦颐后，为了以表敬仰之意，也便于周敦颐下次来雩都讲学，在王鸿倡议下，沈希颜于嘉祐八年（1063）春夏间在罗田岩创建濂溪阁和高山仰止亭。这是历史上最早对周敦颐学术及人品的肯定与推崇。

嘉祐八年（1063）五月，周敦颐作《爱莲说》，并将《爱莲说》书稿交给沈希颜。沈希颜阅读《爱莲说》后，深为文中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的士君子品格所折服，亲笔撰书，将《爱莲说》全文碑刻于濂溪阁。据专家考证，这是全国最早以碑刻形式发表的《爱莲说》。自此以后，《爱莲说》以碑刻拓片传播出去，在世间广为流传。为纪念此举，沈希颜还在县署内建了一座“爱莲亭”。

因有周敦颐在罗田岩留下的善缘，雩都崇尚理学蔚然成风。罗田岩也与理学先贤结下的不解之缘，成为后人研习理学之所，成为后人追念先贤的圣殿。

理学名贤王需岩

王需岩即王鸿（1023—1075），字翼道，号草玄，自称需岩生、需崖生，北宋雩都理学名贤。年幼专功隶篆，善写八分书，文章古崛峭劲。嘉祐三年（1058年）从江西宁都竹坝木爪园迁居雩都县衙背街（今贡江镇建国路）。嘉祐五年以乡举游大学，再荐省试第一。只因应试文《众贤和则万物和赋》中：“九官相逊，凤仪虞舜之韶；多士以予，鱼跃文王之沚”错把沚字写成沼字失韵而被除名。王鸿怏然而归，绝意仕途。

嘉祐七年（1062），王鸿在离县城南四十里的桃枝坑（今小溪乡桃枝村）香台山筑室隐居。字其山为“峿山”，刻《峿山铭》；命其岩为“需岩”、泉为“霞光液”、松为“甘露松”。岩畔桂树丛立，名为“木犀岩”，岩左有“函虚洞”，岩右有“钓台”、“鱼台”。王鸿常与邑中贤者为“钓鱼会”。用野菜四十九种，加盐熬成羹，美其名为“太衍羹”，笑着对客人说“自胜无碍羹，况五侯鲭耶。”隐居期间作《囷铭》以示其志，铭曰：“廉则易足，斯禀有敖仓之蓄；贪则无厌，刍豢有糟糠之嫌。夫窃人之食而不任事，又骚然而为害者，鼠也；暴人之物而不知畏，又肆而加毒者，虎也。吾不忍暴而为虎，不肯窃而为鼠，宁守斯禀以安吾处”。

嘉祐八年（1063年）正月初七，赣州通判周敦颐来雩都。王鸿陪同周敦颐游览罗田岩和需岩，两人谈论先天之学，十分投契。临别时周敦颐作诗赠王鸿，王鸿答谢道：“临别溪头承诲嘱，此心当为圣贤求”。从此，王鸿在需岩辟田躬耕自足，讲学著书自娱，声名远播。

治平三年（1066年），雩都县令张宗谔招请王鸿出来做官，被王鸿婉言谢绝。张宗谔求贤不得，只好在县城西筑亭隅望王鸿，名曰：“望需亭”，以示景仰。熙宁年间，赣州知府刘彝以书币想聘王鸿掌管郡校，王鸿又坚辞不就。

王鸿归隐需岩，慕名前往需岩拜谒瞻仰的名士学者，骚人墨客，纷至沓来，历久不衰，留下了很多诗文、匾额和匾联。其中匾额有上宪旌的 “天下名贤”，北宋知县沈希颜的“需岩别墅”，杨大名的“理学名贤”，何太府的“需岩重辟”，明知县赛启皋的“明月道心”和黄应元的“风来月到”。匾联有明罗洪先的“文章光宋代，理学著明时”和“清风传国史，高节振乡贤”，明邹元标的“文章北斗传名世，科第南山列大家”，明雩都袁端的“理学名贤王夫子，天下文章宋乡贤”，清雩都易学实的“名贤俎豆垂千古，才子文章敌万人”，清雩都尹元贡的“古道生民同仰止，芳型奕世永蒸尝”。

雩邑理学“五子”

明代初期，朱元璋大力提倡程朱理学，确之为官方哲学。及至明代中期，程朱理学渐呈式微，盛极而衰，而由王阳明集南宋陆学之大成的一个理学流派——心学悄然崛起，发展为显学，为学者折服，竞相研习。正德十一（1516）年,王阳明巡抚南赣，设台讲学，四方学者云集阳明门下，雩都黄弘纲、何廷仁、何春、管登、袁庆麟先后拜师阳明，窥其堂奥，造就雩邑理学“五子”，特别是黄弘纲和何廷仁成为阳明四大弟子之一。

何廷仁（1483—1551），初名秦，字性之，号善山。雩都城西一坊（今贡江镇）人，嘉靖壬午（1522年）举人。初慕明代理学家陈献章的学说。正德十一（1516）年，王阳明巡抚南赣，讲良知之说，何廷仁概然曰“吾恨不得为白沙弟子，今又可失之耶？”。于是何廷仁同二哥何春专程往见阳明。恰逢阳明出征桶冈（今属崇义县）平乱，何廷仁怅然道：“我不能于于而居，徐徐而后俟也。”因求教心切，何廷仁不忍在赣州坐等，只好尾追而去，终于在南康（今南康县）境内追上王阳明，于军营中拜见王阳明。当时何廷仁因继母去世，正在服丧期间，斩然以礼自持。知道何廷仁求学心切，阳明深为感动，曰：“是可谓不学以言，而学以躬也。”当即让他随营而行，悉心指导。既闻万物一体之论、致良知之说，何廷仁豁然有悟，遂为阳明高弟。 何廷仁一生著述颇丰，有《善山集》、《善山语录》、《格物说》、《睡乡集》行世，入《明儒学案》、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。

黄弘纲（1492—1561），又称宏纲，字正之，雩都城西一坊（今贡江镇）人，正德丙午（1516年）科举人，后称洛村先生。正德十二年，黄弘纲从阳明学业。听讲三天，领悟“心理合一”之旨，从而更坚定了通过学习能成为圣人的信心。举凡王阳明的启发诱导，都能举一反三，心领神会，深得同窗的赞赏和钦佩。随阳明远赴渐江，四易寒暑，坚持不懈，深得阳明先生钟爱。黄弘纲不但为乡梓培养了一批恪守节操的学子，而且使王阳明哲学思想得以在赣南传播。黄弘纲著有《洛村集》、《洛村语录》行世，其传略和简历入《明儒学案》、《中国名人大辞典》。

    何春，字元之，号长松山人，雩都城西一坊（今贡江镇）人。宏治甲子（1504年）科举人，初任福建漳州诏安县令。从小意志高亢，不肯效法今人。正德十二年（1517），因继母过世，回家服丧。服丧期间，恰逢阳明督兵虔州（赣州），开府讲学。何春及弟弟何廷仁从学于阳明。王阳明曾对弟子曰：“何元之工夫，真所谓近里着己也。”正德十三年（1518）四月，何春在罗田岩濂溪阁旧址构建濂溪祠，并请王阳明为之题额：“濂溪阁”。正德十四年（1519），何春在罗田岩濂溪阁右悬崖处开辟“观善岩”讲肆，题《观善岩记》。罗岩别号善山，取相观而善，以发其义，是故冠之以观也。同时，又请阳明大书“观善岩”三字匾额，并为之题十七字《小序》：“善，吾性也。曰观善，取传所谓相观而善者也”。何春开辟观善岩后，日与同志谈学，寄兴于烟云水月之间，有舞雩归咏之风。

    管登（1487—1546），字宏升，别号义泉，雩都城西一坊（今贡江镇）人。明嘉靖壬午（1522年）科举人。幼年时端庄谨慎，言行如老成人。弱冠时就读《中庸》，尊德性章，有所体会，并提出自己的见解：“人性本高明，一为物欲所汩，其卑暗也谁咎？”于是，以致学问为关键，认真探索，不知疲倦。阳明虔（赣州）台开府讲，管登师从阳明。阳明见到管登，与他交谈后，对其他弟子曰：“宏升盛德君子也。”阳明与管登谈论格物致知的精要，管登恍然有悟，“如久歧迷途而始还故乡也”。自此，管登省察体验，终身不违。阳明称赞曰：“宏升可谓信道极笃，入道极勇者也”。

袁庆麟（1455-1520），字德彰，晚号雩峰，雩都城西一坊（今贡江镇）人。宏治十五年（1502年）岁贡。初为诸生，孜孜功举子业，废寝忘食，不知疲倦。督学邵宝聘主白鹿洞书院，赣州知府吴珏聘设教郡学，为各邑诸生师，袁庆麟婉言谢绝。正德十三年（1518年）四月，袁庆麟携所著《刍荛余论》到赣州拜谒阳明。阳明与之交谈，读了其文集后，称赞曰：“是从静悟中得来者也”，于是檄有司聘督本府社学。及闻阳明讲学，受教三月“方若将有闻”，至此归从阳明门下。正德十三年六月，袁庆麟为阳明《朱子晚年定论》作跋。袁庆麟将阳明《朱子晚年定论》及其《序言》刊刻于雩都，首次在雩都发表。

据《明史儒林》载：“阳明之门，从游者恒数百，浙东、江西尤众，善推演师说者黄弘纲、何廷仁及钱德洪、王畿。时人语曰：‘江有何黄、浙有钱王’。阳明学说的传播，对雩都弟子影响深远及广泛，极力践行“知行合一”，处为名儒，出为名臣。

    何廷仁于嘉靖辛丑（1541年）授任新会（今广东省新会县）知县。无独有偶，新会是理学家陈献章的家乡。在新会当政，不单靠法令治理，且专务道德感化百姓，像当年王阳明在赣州所实行的一系列措施一样，于各乡设置社学，制订训规；境内要塞，派兵防护，平息冠患；修复忠祠，创立义冢，从而使穷乡僻壤成为文明礼义之乡。新会的百姓，非常崇敬何廷仁，均以其倡导的礼义要求自己，做到言行一致，以品行不好为耻，都说：“我等生怕自己的品行不好而无颜见何公。”后以政绩突出升任南京工部主事，分司仪真（今江苏仪征市）、芜湖（今安徽芜湖市）。何廷仁同样怀民以德，使得所治理的地方市价称平，商旅两便。离任后，南京、仪征、芜湖三地百姓都树碑记载其德政，绘制其生像设祠以作纪念。

黄弘纲于嘉靖甲辰（1544年）出任汀州府（今福建长汀县）推官。到任后，按章办事，执法如山，从不徇情肥私，一时“案无留讼，野无遗奸”，深得汀州百姓爱戴，连巷闾妇孺都编歌称颂他为“黄先生”。后调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。由于其刚正不阿，直言不讳，得罪上司，后又顶撞权臣，为宰相所不容，故而弃官归乡。

何春于正德庚辰（1520）三年服丧期满，改任霍山（今安微省霍山县）县令。霍山任职后，何春不事法令，专务德教，每月之朔望，召集诸生于“明伦堂”，自己亲自为诸生讲学，主讲“人心道心之者，三纲八目之微”，听者咸有醒发。任职不久，何春卒于官邸，霍人哀之如失父师。

    管登于嘉靖壬辰（1532）授任广东肇庆府判，职司戎行。在肇庆任职三年后，管登以才优提拔到广州做官，监督管理薪给。管登在职时，剔夙弊，清出入。管登的父亲去世，即日号泣奔丧。管登到了家中十天，其母亲也去世。因管登任职时两袖清风，正直清廉，贫穷得不能为母亲买棺材。众亲友为管登的清廉所感动，纷纷损赠而帮助其料理母亲的后事。管登服丧期间，整天以食少许稀饭以维持生命，亲友看不过去，私下劝其要注意身体，管登历声道：“宁为露足被，不愿盈舟麦。”服丧三年，管登哀毁瘠立，竟以过度悲伤染病，心力交瘁，生命垂危。弥留之际，管登对他的弟子说：“吾为官十二年，还保持了故我，或可见阳明先师于地下矣。”

雩都理学“五子”，以兴起斯文为己任，讲学立说，广收弟子，传播王学。特别是黄弘纲和何廷仁两位致仕回乡后，讲学于罗田岩濂溪书院和需岩。聂豹、邹守益、罗洪先、欧阳德等名士，皆以访学而亲临罗田岩和需岩，为诸子讲孔孟之道，论良知之说，质疑探微，以卒所学。此时雩邑人文风教，可谓盛极一时。正如雩都《康熙戊子志序》所载：“盖吾雩自宋王翼道（即王鸿），有明何（即何廷仁、何春）、黄（即黄弘纲）、袁（即袁庆麟）、管（即管登）诸先辈，清风峻节，理学事功，固已昭耀史册，彪炳古今矣”！

清廉如水李中丞

李涞（1538-1602），字源甫，号养愚，学者称养愚先生，雩都县城西一坊（今贡江镇）人，明代名臣、理学家。隆庆丁卯(1567年)科举人，隆庆辛未（1571年）登张元忭榜进士。初任宝应县令，升户科给事中，转任山东佥事，广西参议，苏松兵备副使，拜中丞（都察院首长）。

为静心读书，李涞在居罗田岩潜心功读，数月不回家。由于博览群书，诗词歌赋无不精通，为文自成一家。督府吴兴陆称他为“奇才”。

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，李涞初任江苏宝应县令。宝应素有水乡之称。李涞到任后，正值境内久雨成灾，田地、房屋受淹，一片汪洋。立即带着粗粮干菜，冒雨涉水，奔走四乡，践冰霜，沐风雨，全力开辟沟渠，疏通水道，百姓赖以生活。水灾过后，李涞父亲来到宝应看他，当时李涞把薪俸捐出救灾了，身无存钱，勉强买了些猪肉孝敬父亲。他父亲说：“儿子做官，天天吃蔬菜；我是种田人，倒要吃肉吗？”于是叫人把肉端走，父子两人共用蔬菜进膳。此事在宝应民间广为传颂，百姓感叹不已。在宝应县任县令7年后，李涞赴召他任，宝应百姓含泪相送数十里，并贮水一坛献给李涞，意谓县令清廉如水。宝应吏民为感其德，建造了“李涞祠”纪念。

万历丁丑（1577年），李涞调任户部给事中。当时宰相张居正父丧。在居丧期中，张居正违反常情礼数，充当皇帝的大婚使册。李涞上疏谏阻，惹怒皇帝，得罪张居正，便把他转任到山东任佥事，再迁广西参议。任职四年，饮食起居，一如宝应，非常俭朴。张居正下台后，李涞升调为宪副，饬苏淞（今上海等地）四郡兵事诸役。不久，父亲病故，遵制丁忧回籍。三年除服，苏淞四郡派员迎接李涞复职，见其所住房屋破败不堪，门窗蚁蛀，特别是李涞居家粗茶淡饭，粗布衣衫，不胜震惊。

后来，李涞提升为都察院中丞，巡抚江南十郡。他禁止下级官员设宴迎送，力除奢侈浪费，打击贪污枉法。将掌钱粮账目和管实物的出纳两者分开，进出账目清楚，公家钱粮丝毫不入私囊，郡邑长也不敢登门送礼。有下级官员意欲替他竖木建屋，李涞则说：“岁不稔，未遑也。”在江南5年，李涞没有添置一样新的衣服、被帐。贵州巡抚郭子章说：“今天下称清德者不乏，而情貌相副、始终一致，则惟李中丞一人”。

万历壬辰（1593年），李涞先后擢升保定巡抚、提督紫荆等职，但都以母亲年老，乞归故里侍奉为由，婉言谢绝，并再三上疏奏请，获准致仕归家。回到家中，每天侍服母亲，让母亲欢度晚年。生活清贫，时常煮豆佐餐，蚊帐破了，用纸糊补。虽然家徙四壁，生活艰苦，但仍每月召集县里读书人讲解理学，培养后学。晚年曾刊刻薛文清《读书录》和何廷仁、黄宏纲理学前贤著作，以培训启迪后学为己任。

李涞理学宗敬轩而溯朱子，造诣极深，谈笑题咏，无不涉及理学。刑部右侍郎邹元标尝曰：“雩都前有何、黄两先生，为新建（即阳明）高足。今李公真学问、真人品，比二先生相伯仲”。

万历辛丑（1601年）年，李涞母亲病逝。亲友前来吊唁，家贫无力供饭。因忧伤过度，未及丧满，于万历壬寅（1602年）溘然而逝，享年65岁。卒后五年，督学向郡县檄榜，推崇李涞为郡邑乡贤。在县城建李养愚祠。李涞所著《经赋书》、奏议、文集、语录藏于家，现已散失。李涞入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、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》。

哲学大师蔡仁厚

蔡仁厚，台湾东海大学教授，北京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，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。生于1930年，雩都县梓山镇固院人。1942年告别乡村小学，考入雩都中学初中部，1945年入雩都中学高中部，1948年雩都中学毕业后由江西省教育厅保送到广州大学读书。次年，蔡仁厚告别家乡亲人，只身一人去台湾。1953年，蔡仁厚任职于台湾基隆水产职业学校，开始一边教书，一边扎进图书馆博览群书，从此“心胸器识，大为开扩”。

1955年，蔡仁厚投身于台湾哲学大师牟宗三门下，成为牟氏弟子。牟宗三，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，英国剑桥哲学词典誉其为“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有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。”牟氏称蔡仁厚：“吾观足下，沉潜有颖悟，盼能立志，顺路前进，不负此生”、“努力向学，无论为国家，为自己，皆是大事业”，并欣慰地说：“得吾棣，亦足慰也”。

1960年，而立三年的蔡仁厚，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，开始正式出版专著、论文，游历、讲学于台湾各地以及韩国、日本、新加坡、香港等地。出版专著有《孔孟荀哲学》、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、《宋明理学》、《新儒家的精神方向》、《儒学的常与变》、《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》、《墨家哲学》、《儒家心性之学论要》、《孔子的生命境界》、《中国哲学的反省与新生》、《王阳明哲学》、《论语人物论》、《孔门弟子志行考述》、《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》等三十余种，论文无数。

蔡仁厚数十年潜心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，认为：“中国文化是自本自根生长发展的文化，在演进发展的过程中，有开有合。”“我关心中国文化，关心儒家学术，所以数十年来本乎一己学知之所得，心不容己地发为议论，撰为文字。”“我自己写文和宣讲，大体不脱三个范域，一是中国哲学思想的表述，二是儒家心性之学的讲论，三是儒家思想与现代化问题。”“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主位性，乃是历经千百年相磨相盈、相融相摄而自然形成的，这是历史文化的事实，也是哲学思想的真相”。正是对中国文化的关心，蔡仁厚在学述上全身心地投入其中，研究、为文、宣讲，始终坚持致力于阐发弘扬中国文化。

蔡仁厚虽身居台湾，但始终不忘故乡的亲人、故乡的山水，不忘自己的根在大陆。

1955年作长篇散文《罗田岩之忆》,对雩都中学校歌记忆犹新；1985年，蔡仁厚赋诗《自南洋书勉江西老家诸弟》；1989年，已届花甲之年的蔡仁厚，终于踏上阔别四十年的故土，亲人久别重逢，欢慰无限并赋诗；1998年，蔡仁厚应邀赴日本京都出席“国际阳明学会议”，写了一首京都会诗，因而触发乡思，又回忆起罗田岩来，乃追和周濂溪与岳武穆两贤之诗，藉抒感怀。    蔡仁厚非常关心家乡的文化建设。1999年，得知家乡图书馆筹建“于都籍人士著作库”的消息，蔡仁厚亲自挑选其著作十六册捐赠图书馆，并亲书：“雩都是赣南也是江西大县。大县应该出人才，出人才要靠教育。教育固然靠学校，也要靠社会。动态的社会教育是风俗教化之改善促进，静态的社会教育便是图书馆之广为设置与充分利用。我认为‘图书馆发达与文教活跃之地，必出人才’。这句话，愿与乡亲父老共勉之”。2004年春，雩都重建濂溪阁，欣喜作《重建罗田岩濂溪阁序》。2009年底，雩都成立理学文化研究会，蔡仁厚亲任研究会顾问，应邀为濂溪书院、濂溪阁、山门牌坊撰写楹联四副，为重刻《爱莲说》赋诗一首,给古老的罗田岩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。 正如天津南开大学李海翔《蔡仁厚儒家思想述评》：“经过几十的的辛勤耕耘，蔡仁厚已经建立了一个规模相当宏阔的学理系统。从对儒学三期发展的传承及其思想系统之厘清，到对儒学的现化意义与未来意义之阐释；从对儒家内圣之学的绍述，到对‘新外王’的方方面面之具体构想，皆有论列。”“在第三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中，从宏观到微观而能具体论列中国现代化之方方面面的，首推蔡仁厚。在一定意义上，蔡仁厚的新儒学思想，对于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，对于对治西化派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，对于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，都有积极的意义。”（陈光红 文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