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陆草木之花，可爱者甚蕃。晋陶渊明独爱菊；自李唐来，世人甚爱牡丹；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予谓菊，花之隐逸者也；牡丹，花之富贵者也；莲，花之君子者也。噫！菊之爱，陶后鲜有闻。莲之爱，同予者何人？牡丹之爱，宜乎众矣！

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是我国古代散文之精品。全文119字，结构严谨，言简意赅，托物言志。文章以浓墨重彩描绘了莲的气度、莲的风节，暗讽了追名逐利的社会风习，明喻了作者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坚贞品格。诚如北宋文学大家黄庭坚所誉：“人品甚高，胸怀洒落，如光风霁月”。

《爱莲说》所诠释的高洁洒落的君子人格，近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崇尚。而《爱莲说》的创作地点，也一直是个争论的议题。特别是近些年来，凡周敦颐任过职的地方都俨然成了《爱莲说》的创作地，有九江说，湖南永州说，南安说，广西贺州说，还有汝城说、合州说、衡阳说……

还有最为众人追捧的说法：“嘉祐八年，当时，在虔州通判署内有一莲池，周敦颐面对五月夏日莲花盛开，即景生情，创作了《爱莲说》，后带到于都游山时再刻石的。”只要“查其史、朔其源”，就不难发现其说经不起推敲。首先，看看当时在虔州通判署内是否有“莲池”。而史料中记载周敦颐1063年前所到之居处，没有开池种莲的事情，就是周敦颐在庐山构“濂溪书堂”，致仕归居，也只有“濂溪”之名，没有“爱莲”之称。再之通判署在虔州衙门府内，周敦颐作为副职，不可能为一己之爱而建“莲池”，当时人们在庭园中喜种“牡丹”、“菊花”，而“莲”大都是种植在田间或水塘里，主要是食用。后来人为了纪念周敦颐，才建了许多如“爱莲亭”、“爱莲池”等。南昌大学郑晓江教授也认为“大概就是后人纪念周子撰《爱莲说》所建”（见《光风霁月周敦颐》）。其次，看看《爱莲说》在虔州通判署内创作的可能性。第一，“莲”的形象和佛教紧密相连，因此，在虔州通判署内当时难有莲池，所以“即景生情”，写就《爱莲说》难以成立。第二，如果说《爱莲说》是在虔州通判署内创作的，必定会引起同僚们的注意，当时虔州知府赵清献与周敦颐共事期间，过从甚密，亲如兄弟，二人常同游山水，互赠唱和诗，然而没有一首诗中提及 “莲”。特别是赵清献闻周敦颐致仕后，撰《题周茂叔濂溪书堂》诗，诗句中仅提及“濂溪”，仍旧未见“莲”。 《爱莲说》这样一篇优美的散文，同僚没有只字表述，难以理解。

散文佳作，特别是象《爱莲说》这么精短的抒情散文的创作，离不开作者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心境。而从以下三个方面的实考，我们认定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是在于都（古称“雩都”）创作并发表的。

实考之一：周敦颐与钱拓、沈希颜、王鸿三人之交友的特定情景实证《爱莲说》于于都创作

据《周敦颐年谱》载：“（嘉祐）八年癸卯，先生时年四十七，在虔行县至雩都，邀余杭钱建侯、四明沈希颜，游罗岩。正月七日刻石。”。“沈公者，令邑也，因建濂溪阁于善山，顶有高山仰止亭”。“四月壬申朔，英宗登极，以恩迁虞部员外郎，仍通判虔州，追赠父桂岭君爵郎中。五月，作爱莲说”。“沈希颜书，钱拓上石，即十五日事也。”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也就是说，与周敦颐一起相处游罗田岩并将《爱莲说》上石的，至少有三人，即钱拓、沈希颜、王鸿。而“罗田岩”和这三个人是周敦颐创作《爱莲说》的关键因素。钱拓，字建侯，嘉祐七年（1062年）任雩都知县，其时已卸任。沈希颜，仁宗嘉祐（1063年）中知雩都县。《雩都县志• 名宦传》载：沈希颜，字几圣，四明人，嘉祐中任。质性谦和，廉直公恕，兴学劝农，平讼宽赋，三年百废俱兴，吏民畏怀。王鸿（1023—1075年），是晋书法家王羲之二十四世孙。

周敦颐在与这三个人一起游玩时，因为志趣相投，心情十分愉悦。雩都县志载：“宋周子倅虔州，行至雩都，嘉祐癸卯（1063年）正月七日，邀余杭钱建侯、四明沈希颜、雩都王鸿游罗田岩，赋诗刻石。”周敦颐在嘉祐八年正月游罗田岩时留下七绝一首《游罗田岩》：“闻有山岩即去寻，亦跻云外入松阴。虽然未是洞中境，且异人间名利心。”此诗“刻石”，王鸿早有刻石的经历（在需岩）。而周敦颐的《游罗田岩》诗为罗田岩最早的诗刻。由于王鸿对周敦颐非常倾心，自己又是喜欢教授后人，因此倡议建一讲学场所，为周敦颐他日来雩都讲学是在自然不过的事情了。而沈希颜作为县令，虽然与周敦颐是上下级关系，但是，他很崇拜周敦颐的思想及人品。因此，当王鸿倡议建讲学场所时，沈希颜自然回应，同意立即出资兴建。而场所命名则遵周敦颐的意见，周敦颐曾游览庐山为庐山的山水所吸引，在其自赋诗中道：“庐山我爱久，买田山中阴。”因筑室庐山莲花峰下，前有溪，合于湓江，取营道故居濂溪以名之。所以，为其取名为“濂溪”阁。“沈公者，令邑也，因建濂溪阁于善山，顶有高山仰止亭”（《周敦颐年谱》）。当代理学大师蔡仁厚先生的《重建罗田岩濂溪阁序》中说，“罗田岩濂溪祠的建置，依度正所撰《周敦颐年谱》，系北宋仁宗嘉祐八年（1063年），周濂溪访游罗田岩时，由县令沈希颜所首创。而据明代乡贤黄洛村重修濂溪阁记所云，则乃南宋理宗嘉熙四年（1240年）县令周颂所始建。两说相异，宜从前者。”蔡仁厚先生就“濂溪阁”还说明：“正因为①周子是一代真儒，②沈希颜是难得之贤吏，③王鸿是当时之高士。罗田岩因人而显，机缘和合，遂有濂溪阁之肇建。”他们只要在一起交往，所谈论的话题就是他们所共同追求的东西，自然就会碰撞出许多思想的火花来。所以，周敦颐五月来于都时，史书就这样记载：“五月十五日：作《爱莲说》，沈希颜书，钱拓上石，刻于雩都罗田岩。”（《周敦颐年谱》）。

实考之二：有志载于都罗田岩之莲池的特定情境实证为周敦颐创作《爱莲说》之“莲池”

雩都罗田岩。据清同治《赣州府志》记载:“陈永嘉（558-565年）中，有僧庐其上”，此时，罗田岩也已经有佛教活动了。而佛教中的菩萨大多是身坐莲台，佛教中莲花被用来象征清净无染。雩都史书记载，“汉高祖六年（公元前201年），始置县，以北有雩山，取名雩都县，治所东溪的南面（今贡江镇古田）”（《于都县志》）。此治所地称作“古田坪”,距此往西二百步，有一大池塘，塘中种有莲，又称“瑞莲池”。赣州府志载，“又有瑞莲者，生雩都瑞莲池，有三萼二十四叶之异，相传为雩山倒影所致，移植他处则如常种”。雩都之莲很特别，雩都种莲很悠久。而又据雩都旧志图载，在罗田岩堪下有一池塘，有泉水渗出，自然蓄水为堪下稻田灌溉，塘中种有莲。清代李元鼎作《罗岩谒周元公祠》诗中就提到了该“莲池”。在《罗田岩志》记载的名人诗句中还有许多提到了该“莲池”。周敦颐当年游罗田岩所见既为此“莲池”。

周敦颐虽一生为官，然公事之余，徜徉于佳山胜水之间，参禅问道于佛寺道观之中，以其天资超迈而自得于心，终就有所发挥。嘉祐癸卯五月，正值莲花盛开之时，周敦颐游罗田岩，在参禅问道于佛寺道观的过程中，由于王鸿的身世经历并与之交谈、由于与沈希颜的志趣相投（清廉为政）、由于在罗田岩是佛教之地以及有莲池这样的现实环境，所有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，突然触发了周敦颐多年思考的东西，点亮了他心中的那盏灯，思绪如泉涌而出，《爱莲说》一气呵成。沈希颜、王鸿、钱拓高兴之至，爱不释手，反复吟咏后，觉得此文值得做为教谕学子的文章。遂把《爱莲说》以碑刻好，作为濂溪阁的镇阁之物了。而碑刻则是“五月，作《爱莲说》，沈希颜书，钱拓上石，即十五日事也。”（《周敦颐年谱》）。

    实考之三：史料实证《爱莲说》碑刻雩都善山濂溪阁

据邓显鹤“附记”（《周子全书》卷三《爱莲说》文后）云，“

嘉祐八年（1063年），周敦颐作《爱莲说》，沈希颜书，王抟篆额，钱拓上石。”梁绍辉先生在《周敦颐评传》中考证：“我们说《爱莲说》当为周敦颐所作，其发表形式是碑刻。《爱莲说》碑当建于今江西雩都善山濂溪阁，时年嘉祐八年（1063年）五月十五日。”度正撰《周敦颐年谱》中的资料是在朱熹“属令”下，“遍求周子之姻族，与夫当时从游于其门者之子孙”而收集成的。其中有不少是碑刻、手帖、简札等原始性资料。因此他对《爱莲说》的写作情况是十分清楚的。 “嘉祐八年（1063年）正月七日，周敦颐游罗田岩，并赋诗刻石。”春节刚过周敦颐既往于都，可见，他与钱拓、沈希颜、王鸿的关系不关系不一般，而当时从虔州到雩都坐船只要一天时间。周敦颐五月重游罗田岩，此时已正是莲花盛开之时，周敦颐即景生情写就精短的抒情散文《爱莲说》。度正《周敦颐年谱》所载：“五月十五日：作《爱莲说》，沈希颜书，钱拓上石，刻于雩都罗田岩。”（《周敦颐年谱》）。“五月十五日是碑上落注的时间，因所作与所刻地方既为雩都罗田岩，所以度正撰《周敦颐年谱》中，在“作《爱莲说》”文句之前不注明雩都罗田岩。而《爱莲说》碑刻于“濂溪阁”之后，当时由于种种原因，不为人们知晓。就连周敦颐自己也不曾想到《爱莲说》会成为千古名篇。真正使《爱莲说》成为千古名篇的人是大儒朱熹（1130-1200年），在宋淳熙六年（1179年），他从周敦颐曾孙直卿处获得《爱莲说》石碑的拓本后，将“后圃临池之馆”取名“爱莲池”，并在旁边刻上《爱莲说》的全文。又立周子祠，刻周敦颐像和《太极图》，还亲撰一篇《爱莲诗》。在朱熹的影响带动下，许多地方纷纷效仿建造“濂溪阁”、“爱莲池”，如当时的雩都县令周颂（1240年）也重建“濂溪阁”。

据以上实考，可以推论，《爱莲说》为周敦颐在雩都创作而成的。（李贱元  萧紫雷／文）